政治修辞的含义向来容易含混不清，在许多时候，由于某些人的刻意滥用和扭曲，特定修辞的内涵竟然会变得和原意截然相反。
以人血馒头这个政治意象为例，鲁迅在《药》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坚定的革命党人夏瑜即将被处决，临死前依旧坚持宣传革命理念。而对革命无动于衷的华老栓，向行刑手买了沾有夏瑜鲜血的馒头，想治好儿子的痨病，最后也没有成功，小栓依旧死了。
鲁迅为何要渲染人血馒头这个意象呢？因为夏瑜是一名革命党，他之所以会被杀是因为他想解放包括华老栓在内的清国平民。而华老栓不仅对夏瑜解放自己的革命志向无动于衷，还要用馒头沾他的血治病，这是对夏瑜信念和尸体的双重侮辱，既体现了夏老栓的迷信，又体现了他的愚昧邪恶。
而今天，人血馒头恰恰被用在相反的地方，在各种维圈和社会运动中，那些通过各种方式声援的人反而被指责为吃人血馒头，据说他们夹带私货，想为自己谋取某些利益。可是按照这种对人血馒头的理解，鲁迅自己就变成了最大的人血馒头食用者。因为鲁迅写《药》这篇文章的目的，正是通过渲染一名革命者的死，来指责以华老栓为典型的无知保守大众，宣扬革命理念。
那么问题出在哪呢？在《药》中，华老栓吃人血馒头是为了获取某些利益（治好儿子的痨病），而鲁迅写《药》的动机也确实是为了获取某些利益（唤起保守大众的觉醒，促进革命的到来）。然而鲁迅所谋求利益的实现是夏瑜也会赞同的公共利益，相反，华老栓却以侮辱死者尸体为前提谋求个人私利，这显然违背了夏瑜本人的信念。任何人的言语行为总会有某些意图，如果这一点即构成道德上值得指责的理由，那么结论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说任何话。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吃人血馒头”的标准是，违背死者可能有的意愿，借助死者去谋求私人利益。
另一种更高明的批判思路是，发言者无论如何都是在吃人血馒头，他们表面上也许是在为了某种公共利益乃至死者本人的利益发声，但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却是自利。这种批判思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解释，它主张看似促进公共利益的行为的背后实际上却有着利己的动机，这种动机可能是获取个人关注，也有可能是更私人的良知上的满足、自我认同、道德优越感，这些动机本质上依然和个人的福祉挂钩。
你也许会主张，你并没有这些私心杂念，然而批判者却可以说，你并不了解你潜意识里的真实动机，如果你没有发现你行为中的自利动机，那是因为你的自省还不够深刻。那怎么样才足够深刻呢？直到你发现自己的私心杂念为止。
这种普遍利己主义的命题是对人类行为动机的一般概括。然而，这个命题并没有得到任何可靠的逻辑上、科学上的论据的有效支撑，它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也许确实有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促进公益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所有人在所有时候的真实动机都是自利。只有我们预先接受了他的假设，它的解释才能进行得下去，换言之，这是一种乞题的循环论证。
另一方面，批判者似乎忘了，普遍利己主义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出租车。如果我们接受了关于人类动机的普遍利己主义假设，那么他会撤走一切伦理（有关应当与不应当）批判的阿基米德支点。如果人类行为的动机无论如何是利己的，那么食用人血馒头本身又为何是错的？那些指责他人吃人血馒头的人，实际上已经假设了自己站在一个真正无偏倚的道德高地上，可如果他人促进公共利益的行为下总是暗藏着丑陋阴暗的自利动机和自欺欺人，那批判者为何能独善其身呢？正如上文所说，指责他人吃人血馒头的人往往会诉诸一个不可证伪的普遍命题，这当然也适用于批判者自身，批判者的动机必然是同等丑陋阴暗而自利的，足以支持他们批判他人食用人血馒头的阿基米德支点并不存在。既然自利构成了人性的普遍构造，那么吃人血馒头本身也无可厚非。
任何促进公益的行为，对某种道德观念的坚持，总是能被解释为追求道德优越感和自我满足。可就算你不相信一切，这本身不也构成了一种自我认同，进而能被描写为追求某种“自我优越感”？你实际上可以把追求自我优越感和道德满足放在任何你想否定的价值前，反正他们也不可反驳。
在今天，热衷于指责他人“食用人血馒头”的人，往往是惧怕牺牲者和声援者的行动动摇既有秩序的人，他们的论断充满了逻辑谬误，当他们指责别人“吃人血馒头”时，实际上并没有表达比“呸！”更多的信息。他们希望通过对“人血馒头”一词原意的刻意歪曲，使既有秩序的受益者踩在被牺牲者与抗争者的头颅上，轻而易举登上道德高地，这是一种可鄙的邪恶。